以上的详细论证见本文的第一、第三两个注中所列之拙作，兹不赘述。

然而不幸的是，除了以同行评议这种越位的方式来衡量和判断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问题以外，近些年来学界对学术自主性问题的沉迷，常常加剧了社会科学研究界对公共责任问题的普遍且严重的忽视。对社会科学来说，话语能否具有公共性，是非常致命的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只是依据专业知识，单独从某个单一问题着眼，而不能从各种问题的交互作用来观察整体的变化，也即问题生态的层面进行研究。更为冷酷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智慧而形成的应对难题和选择的办法，往往比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建议的方案更为有效。在试图追求学术国际对话能力以及构建学术自主性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圈的外排内争现象同样在上演。三、社会科学研究浓描个人心志伦理、淡化公共责任伦理的趋向 随着各学术领域的专家们地位日渐突出，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的专家们，却把各自的兴趣和心志放在首位，而将责任的承担置于不被重视的位置（朱特，2014年，第23页）。基于以为问题越被缩窄，它就越能得到恰当的处理的错误认知，研究者往往因顾忌研究上的不便而在分解问题的过程中隔离那些干扰因素，由此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问题生态，研究结果偏离了真实生活。

这种只是注重追求学术自由，轻视、甚至抵制公共责任的态度和行为，不仅拉开了社会科学与社会的距离，而且是强势沙文主义的表现。而内争则加剧了这些现象。然而有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对研究和了解它的价值和问题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

[⑩] 中国的情况却截然相异。[17] 显而易见，中西之哲学的突破的路向差别很大。对此，余英时说： 西方哲学上本体界与现象界之分，宗教上天国与人间之分，社会思想上乌托邦与现实之分，在中国传统中虽然也可以找得到踪迹，但毕竟不占主导的地位。[48]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二卷，第261-262页。

整体地看，中西两种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对此，余英时说： 我们在此毋须详细分析天到底有多少不同的含义。

他说：所谓个性是就某一具体文化与世界其他个别文化相对照而言的，若就该文化本身来说，则个性反而变成通性了。由此来看，哲学的突破之所以重要，在于中、西、印之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由哲学的突破时期塑造的，而文化价值代表每一民族在每一历史阶段的共同而普遍的信仰，因此才具有神圣的性质[⑦]。[⑨]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3页。[①]二是哲学的突破，指人类古代文明进程中一个思想上的突进，即是说人对于他所属的现实世界发生了一种‘超越的反省[②]。

同时，他们都用一种超越性的道来批判现实世界。[25] 参见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三卷，第7页。比如，古希腊的哲学、以色列的宗教先知运动、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的先秦诸子，都是这一突破的具体表现。他说： 总之，无论是儒家型或道家型，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顾炎武语）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仍在。

人只要能自由地运用理性，对现实的生活经验进行系统的反省和检查，便自然可以照明现实世界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17]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4页。

到了清末时期，中国人渐渐承认政治制度落伍了，因此才有所谓维新变法运动。这场运动虽未有反名教之名，但实际也相去不远。

[摘要]余英时认为，作为古代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哲学的突破塑造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即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本原形态。[48] 在余英时看来，现代儒学的困境经过一个积累过程之后，终于在五四前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57]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二卷，第264页。[60] 关于儒学日常人生化，余英时认为，它在儒家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即，在西方文化，价值世界与实际世界泾渭分明。因此，余英时说：这恰好说明为什么西方各国一直要到宗教革命甚至启蒙运动以后才出现了现代型的俗世知识阶层。

世俗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更不必说代表社会的良心了。倾向无神论、唯物论或科学的人又把人性贬得过低，故人的尊严始终难以建筑在稳固基础之上。

[20] 二 余英时认为，在讨论文化现象时，不仅应注重文化的通性，而且更应注重文化的个性。[60]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二卷，第132页。

中国文化原型之着力点在人间世，故其路向主要是将精神价值寄托于人类社会当中。一 在余英时看来，古代人类文明史有两个重要的里程碑：一是文字的突破，指人类历史上文字的出现。

具体来讲，由于儒学托身于社会建制，故一旦社会建制完全而彻底地崩溃，儒学便会由于失去托身之所而陷入困境。[62] 王阳明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791页。[63]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二卷，第133页。历史地看，这次社会解体的全面而彻底是空前的，故其引发的儒学困境亦是空前的，远非前三次困境所可比。

例如：宇宙是怎样创生和运行的？人在宇宙中占有什么地位？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间秩序又是怎样成立的？这个人间秩序是合理的吗？余英时认为，这些问题是每一个高级文化在突破阶段都要追问的普遍性问题，尽管追问的方式和问题的重点及先后顺序有所不同。质言之，在余英时看来，内圣与外王之间自秦汉以后便已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此一种事实乃我们思考儒家现代价值的重要前提。

[61] 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张岂之审定：《论语注疏》，第22页。他说： 近年来我对儒家究竟怎样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的问题曾反复思索。

[⑩]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四卷，第153-154页。[22]在他看来，在讨论文化的异同时，需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的来源。

文字的出现促生了以文字为专业的人即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在余英时看来，作为三大原型之一，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遇到过三次困境，但是，儒学在近代以来所遇到的困境却是空前的。中国人在未接受近代西方文化挑战以前，仁、义、礼、智、信作为普遍价值也被多数人所接受，而这些价值起源于中国的先秦儒家。[34]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三卷，第7页。

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在此意义下，西方文化之接受基督教，决不全出于历史的偶然。

于是，儒家思想被迫从各层面建制中撤退，包括家族制度、教育系统以至政治制度等，其中教育系统尤为关键。显而易见，这与西方近代政教分离的情况截然不同：基督教与政治建制划清界限之后，仍有教会的建制作为托身之所。

换言之，人必须遵行上帝所规定的法则，因为上帝不仅是造物主，也是宇宙价值的根源。[53] 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二卷，第131页。